五一假期期间,相信不少人会选择前往公园。对于公园,人们已经太过熟悉,不管是郊野公园,还是迪士尼或者环球影城主题乐园,都是人们休闲娱乐、放松心情的地方。
【资料图】
在公园发明之前,国人不知何为休闲。在《公园北京: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》一书中,通过追溯中国近代公园历史,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发现,公园的出现本身就与新的游憩方式、新的文明市民形象相关。
梁启超在《新大陆游记》中就注意到了西方人劳逸结合的工作方式,“每日只操作八点钟,每来复日则休息”,因此具有一种“方新之气”。而中国人总是在工作,缺少一些内在自发的精神,工作得太久会让国人缺少崇高目的,精神不振、效率低下。
所谓“高尚目的”,指的是衣食住之外的更大目的,眼下安富尊荣之外的更大目的。有了高尚目的,人们才能继续进步,否则就会仅仅为自身的利益、当下的得失纠结停滞,“故其营营者只在一身,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,”梁启超说。
梁启超的这一观察,在20世纪之交来到中国访问的德国记者保罗·戈德曼笔下也得到了印证。他赞美中国人不知什么是休息,总是很乐观,中国人力有着惊人的力量,却好像毫无喜好和思想。戈德曼写道,“谁给他工作他就对谁好,他们赚得很少,但需要的比赚得更少,人们不明白的是,他们为何努力使自己变得苦不堪言。”
休闲与文明紧密相关的观念促进了中国本土公园的出现。在此之前,1868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已经修建了上海的公家花园,也即外滩公园,此后工部局又兴建了虹口公园、兆丰公园、昆山公园等十五座公园,可是这些公园早期都将华人排斥在外。外滩公园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禁令在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。
《公园北京》,林峥 著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2-10
1906年晚清士大夫奉旨出差归来,上折奏陈欧美各国“导民善法”,其中便提到,海外都会的繁盛之处定有“优游休息之地”:
“稍得闲暇,即往游观,辄忘车马之劳,足益见闻之陋……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,无不具有深心。”
士大夫倡导的效仿欧美的“导民善法”得到了落实,中国最早的公园是1907年清政府修建的万牲园,内设动物园、植物园、茶座、餐厅、照相馆等,动物分栏蓄养,笼外挂牌标识动物的产地和习性,展出的动物包括美洲银狮、非洲狮、印度蟒蛇、美国鳄鱼等等。开设公园的目的包括启发民智、教化生活,“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,而得化民成俗之方”,因此游客在公共空间游览时需要遵守一定的章程,比如不许袒胸露背、大声疾呼和斗殴寻事等,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对文明市民的想象。
公园与文明休闲相关日益深入人心。1914年民国政府为开办中央公园所撰的《市政通告》材料里称:
“所以各国通例,每七天要休息一天,为休息的定期;每一市村,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,为休息的定所。以此来活泼精神,操练身体。我们中国人,从前不得这个诀窍,把藏休息游四个字,丢在一边……”
公告也强调公园与传统私家园林不同,是专门面向普通人的,“若是普通人连衣食都顾不上,岂还能讲究什么盖花园子?”对于普通人开放的公园,能够活跃精神、强健身体,“是市民衣食住之外,一件不可缺的要素。”
林峥也研究公园历史时意识到,虽其设立是为向普通民众开放,但游览费用已经限制了消费阶层。从万牲园开始,游览费便决定了公园实际上只面向中上层阶级开放,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平民。
美学家朱光潜曾调侃逛北海公园有压力,买门票走程序已经够麻烦了,人人还都衣裳楚楚、油头滑面,若是胡子不刮、头发不梳,鞋子脏兮兮就很不合适,还不如逛后门大街,那里尽是贩夫走卒,可以随便一点。更有意思的是,由北京前往上海的知识分子很少去上海的公园:鲁迅在北京与周作人同住八道湾时,常与周作人或友人去中央公园喝茶,而搬去上海以后就很少去公园了。萧红回忆道:
“鲁迅先生不游公园,住在上海十年,兆丰公园没有进过。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。……鲁迅先生说: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……一进门分做两条路,一条通左边,一条通右边,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,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,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”
如果说公园令朱光潜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倍感压力,那么普通人的休闲娱乐空间在哪里呢?
在北京,与现代、文明、气派的公园相对应的市民天地在城南,尤其是天桥。天桥为朱光潜笔下“贩夫走卒”增添了许多生活乐趣,清代的天桥曾是士大夫流连的场所,到了民国,此处云集旧货集市、戏园、书茶社、小吃杂耍的地摊,经过不断地调整终于成为“下层平民乐园”。
天桥之于平民的乐趣,可以在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中窥见一二。祥子舍不得离开北平,天桥得算一半儿原因,这里热闹可爱,“说相声的,耍狗熊的,变戏法的,数来宝,唱秧歌的,说鼓书的,练把式的,都能工给他一些真的快乐,使他开嘴大笑。”
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也记录过城南游艺园带给她的快乐,不仅有电影院和剧场,还有旱冰场和台球室,也设有投币小游戏,像是测验拉力、测字、算卦等等,融科学和迷信为一体。如果说中央公园、北海公园更加高尚优美,那么天桥和城南游艺园就更加新奇刺激,对平民阶层颇具吸引力。
X 关闭
X 关闭